作者简介：胡林昀同志生前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兼函授学院院长。在抗日战争期间，他一直活动在冀南大地， 为党的新闻和宣传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此文是1985年10月于病榻上草就的，12月16日就与世长辞了 ! 文章经郭泽民同志稍加充实和整理，征得胡的爱人白率真 (中共中国人民大学纪委委员)同意定稿后发表。

1940年，在冀南三分区(即现在的邯郸地区)处于外忧(日军的疯狂侵略)内患(国民党地方势力捣乱)和饥寒交迫的关键时刻，地委在《扩补通讯》的基础上，创刊了中共冀南三地委的第一张党报——《人山报》。

这年，形势复杂，生活艰苦，任务艰巨，我根据地人民在抗日政府领导下，广泛发动向封建地主开展了减租、减息和增资、倒粮斗争，使贫苦农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当时的社会上，正掀起“驱鹿拒庞”(即驱逐国民党政府的鹿钟麟当河北省政府主席，拒绝庞炳勋来河北省接任鹿)的运动。在这之前，赶跑了“遭殃军”(指在年初取得讨石友三战役的全面胜利)。

为了保持好这个较好的势头，我抗日根据地的各阶层人民纷纷组织起来，在八路军游击队的带领下，经常夜去早归到平汉线临洺关站以南的王化堡和以北的沙河南段去掀道轨。到日军的邱馆、邯大、肥广等公路上去破交通。在根据地内，为应付敌人扫荡，阻止日伪的骑兵横冲直闯和坦克任意驰行，普遍发动挖抗日交通沟 (沿村与村的大路上挖宽六尺、深六尺的沟)。一来阻挡敌人的车辆跨越，二来遇有事变，便于我军民在沟内隐蔽行动和进行作战。交通沟每隔几十丈还有一个开拓地带，便于农事大车交叉错道。道沟上宽下窄，中间还有一道台阶，以备遇上敌人扫荡时便于我军作战和观察敌人行动。那时，我在曲周六区范围内活动，同当地群众一起参加了挖抗日交通沟的活动。还曾代表县里检查验收挖沟的质量，分工的地点是寺头以北，吕洞固以东，军营、曹庄、东西来村一带。我认识了曹庄村长谷兰堂和朱勤儒。

在这项工作中，充分体现了宣传工作的威力。为了更好地响应129师发布扩军指示动员参军，贯彻执行我党的方针、政策，广泛地交流工作经验，经三地委的同意，按照当时提出的口号意思，就出版八开的石印小报——《扩补通讯》，版面立排，连出了18期。

《扩补通讯》的出刊，当时只有我一个编辑，跟随分区和群众团体游击活动。文救会主任刘茵同志负责通过群团组稿，我编好后交刘茵拿去印刷，负责石印的是李平之同志。这样一张发行千余份的报纸，只有我们三个人。

形势的好转，宣传工作的加强，使这一带群众参军参战出现了热潮。父母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入伍。入伍的青年，骑大马，戴红花，娱乐班吹拉弹唱，新战士游村串街，像办大喜事一般的热闹。在我的记忆里，火热的场面难以言表，有含着泪水苦苦要求的；有自幼当童工，受尽地主毒打而要报仇的；有满身孩子气，年龄还不到18岁的；有结婚后日子还没过10天的；还有哥俩怄气争相当兵的……从而，可以清楚地看到《扩补通讯》在参军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参军动员任务完成以后，冀南三地委总结了经验，肯定了《扩补通讯》小报的宣传教育作用。在1940年3月底，根据冀南区党委关于加强新闻、出版工作的通知精神，进一步提出来要正式出版一份报纸。明确直接受地委领导，由宣传部长杨易辰(曾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负责。当时的地委书记是陈荣，时间不久，由李福祥同志接任。他们也非常重视我们的小报工作，经常帮助我们制定各个段落的报道计划，过问小报工作。报纸正式定名为《人山报》，孟夫唐专员为我们题写了报头。

《人山报》，顾名思义，意在冀南平原上，把广大人民的思想统一起来，汇集成抗日的人山人海，在人民游击战争中，把日本帝国主义淹没在汪洋大海里。这个主题的内容曾融于《人山报》的创刊号上发表。

《人山报》创刊，给三分区的广大干部、群众以极大的鼓舞，给苦闷踌躇的青年人带来了生气和希望。它一度成为这一带人的“特大喜讯”，人们奔走相告，争相传阅，在精神上增添了活力。这张报纸的版面和原来的《扩补通讯》一样，石印、八开，报道地方新闻消息。1941年春，这个地区普遍闹春荒，馆陶县房儿寨群众开展了向地主借粮的斗争。经过说理，许多开明绅士深明大义，为了抗战，本着“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的精神，主动把多余的粮食拿出来低息借给贫苦农民。有的顽固地主却“赌咒发誓”，死也不肯，置多数贫苦人死活于不顾，粒粮不借。更有甚者，还妄图借春荒之机大捞一把，囤积居奇，高利盘剥，趁火打劫。对后两者根据实际情况，划清界限，区别对待。对于顽固地主家查出的粮食，由贫农出具借条分用度荒，付给低息，由抗日政府保证偿还。对敌视态度的地主则进行说理斗争，使他低头交出。这条消息，《人山报》大篇幅进行了报道，对支持和鼓励贫民顺利开展借粮度荒，激发抗日热情，加强政、民关系和巩固抗日根据地等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诸如此类的大型报道还有不少，如《欢送唐哲明专员离任》、《欢迎孟夫唐专员就职》、《孟夫唐专员发表施政方针》、《我八旅二十二团突破敌人的“铁壁合围”的吕洞固战斗》等，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和积极的影响。正因为报纸发挥的效能之大，引起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关注。1942年夏，受到中共冀南区党委的奖励和通报表扬，从报道的方针，版面的安排，印刷的质量和具体内容等主要方面都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赞扬。尔后，报社同仁更加发扬这种精神，保持了上级授予的荣誉，使《人山报》越办越好。

尽管是这样，当时报社只有我一个编辑和两个工人及一台石印机，负责印刷和发行的则是李平之同志单枪独马的劳累。区党委的通报表扬，进一步引起地委的极大重视。随后，调来张大伟同志担任通讯工作，通过当时曲周六区长范叶萍调来曹庄抗日小学教员朱伟儒 (朱力航)，动员了曲周县五区吕洞固的李书田同志最早担任誊写员，接连又调入的有孟南、苑志军等人。史建民同志来报社担任管理员前是冀鲁抗日中学的一个正在学习的学生，因工作急需调来的。人员增加了，我们便设了通讯联络科，张大伟同志任副科长。后来，地委调来刘亦耕同志任编辑，逐步建立了编辑部，我从此就担任起《人山报》社长兼总编辑。

随着人员机构的逐步健全，报纸质量的逐步提高，社会上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反响愈加强烈。为了避免遭受破坏和保证出版，我们把社址选择在曲周、馆陶、邱县三县交界处的曲周六区沿沙滩地带，平时又不大被敌人注意的曹庄村。最初，住在后街东头谷方田家办公，晚上则流动住宿，有时在前街朱力航家，有时在南胡同的谷家。石印机却放在距曹庄五里外的东来村一家离道路较远的偏僻房东处，还特地挖了一个与地面相等的地窖，在此进行印刷。为了安全，防备泄密，还在放石印机的地窖上垛上杂草作掩蔽物，故意摆弄成荒凉的景象。洞内阴沉沉的，工作时就打开事先设计的天窗。在地窖里保持一定温度十分重要，因1945年5月，人山报社部分人员在春季战役祝捷大会后合影留念。因为温度太低，油墨不便摊开，印红色热土出的报纸模糊不清。我们的同志就是在这又阴、又暗、又潮湿的条件里长期坚持着。为了尽力把小报办出水平，我们的同志还把重要新闻的标题套红刊出。

1942年开始是连续两年的大旱灾，人们衣食无着，日军扫荡残酷，碉堡林立，公路成网。敌人的“三光”政策，铁壁合围，囚笼封锁，使我活动区域更加缩小，广大人民吃糠咽菜，外出逃荒，挣扎在死亡线上。

越是在艰苦的时刻，就越要加强宣传工作，充分发挥党报的战斗作用。这年7月为了坚持出版，又便于隐蔽工作，《人山报》由石印八开版改为油印四开版。没有厚纸改用粉连纸，没有油墨等就叫陈晓光同志远行百多里，横穿敌人多道封锁线到邯郸找关系采购再星夜返回。还增设了国际、国内重要新闻版，加强时事教育，树立必胜信心。在这重要时刻，地委调来翟向东同志 (现人民日报副总编、社务委员) 任总编辑，柏宏文同志 (曾任新华社农村部主任、已故) 任编辑。建立了油印股，苗青 (曾任河北省政协副秘书长) 同志任股长，李二民任发行股长。还建立了电台，收报员、译电员各一人。他们都住在邱县南部的一个边缘村庄——段寨 (在曲周曹庄北五、六里路)，每天收延安新华社发布的新闻。

在这时，地委书记是王幼平同志 (曾任外交部副部长)。有一天，他专程到曹庄去，向我布置报纸宣传工作。他说：越是艰苦环境，越需要精神食粮，宣传报道只能加强不能放松。要大力宣传“一年打败希特勒，三年打败小日本”；要宣传敌占区流传的一首民谣：“日文日语不用学，再过两年用不着”；对汉奸要宣传：“日本鬼子靠不住，他们卸磨要杀驴”。经我们报纸宣传后，没过多久，这些口号、民谣等便传遍全区各地。我们发行员回来谈，好些地方还刷写成大字标语，甚至有的用纸写成大标语，张贴在敌人的碉堡脚下，对伪军及其家属震动很大。

这年秋后，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为适应变化了的恶化形势，报社要隐蔽，人员要精干。我们在保证出报中，每人每天半斤粮食，只能两顿稀饭掺野菜度日，再外加一点现在作肥料用的花生饼来充饥。我把在延安时，亲戚送给我的金戒指，让管理员变卖换成粮食交伙食共用。同志们在饥饿中能吃上几顿饱饭都高兴得不得了。这时，社址搬到曹庄前街朱伟儒、朱勤儒家中，更加隐蔽起来，依靠地洞坚持工作。随着斗争的发展，由于工作需要我们还住过东、西来村，南辛头，军寨等村。

1943 年春，我被调到冀南区党委宣传部负责对敌占区宣传工作，从此离开了《人山报》社。

1945年5月人山报社部分人员

在春季战役祝徢大会后合影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