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对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频繁“扫荡”的同时，又在其占领区和边缘地带推行所谓“强化治安运动”， 毒辣的一招是搞“悔过自新”， 妄图瓦解我抗日军民团结和对敌斗争的意志，针对敌人的这种阴谋诡计，中共冀南区党委、冀南行署和冀南军区发起意在坚定抗日民众抗日意志的军民誓约运动，誓约的主要内容为：不动摇，不妥协，坚决抗日到底；被俘被捕后不咬人，不变节，宁死不屈。人山报社按地委统一布署，分别在各自驻村举行了誓约活动。我作为党支部书记，首先向党员作了传达和动员，而后又和驻军寨的编辑部和油印科全体人员一起举行了誓约和改名会。

每个人都是有名字的，为什么还要改？除军队外，凡是在地方上活动的党政和群众团体的人员一开始便穿便衣了，参加抗日的妇女不少人还梳上纂，尽量把自己妆扮成农民农妇模样，以模糊敌人的视线，便于取得群众掩护。不过，还有一个名字问题，一些抗日干部的名字听起来多带革命味道，一听就能辨别出其抗日身份。原来，抗日根据地创建之初，环境也好，敌人只侵占着交通线和少数县城，其他地区可以自由走来走去，热血男女为了表示自己的革命性，纷纷给自己起了个“革命”性的名字，有的即使不那么强烈，也与当地群众有了差别，叫人一听就可判断他不是普通老百姓，现在为了便于在敌伪面前掩护自己，大家就改起名字来，油印科长苗青说：“我叫群保。”接着就自报开了：朱克勒说我叫“二顺”， 李淮说“我叫李贵”， 朱力航（原名朱伟儒）说我叫“春贵”， 我（原名刘艺亭，已改名刘亦耕了，） 接着说：“我叫保魁…… ”大家听了也都认可，总编辑黄河沉吟着说：“我叫山薯吧，山水·的山，红薯的薯。”他这一自报，别人都笑了起来，有的戏问：“你是不是把自己当红薯了？”也有人不赞成说：“山薯山薯，一转音不就成了，三叔，了吗？那不行。”黄河一看大家通不过，又改口说：“要不就叫老三吧。”大家说：“叫老三倒也可以。”因他原叫黄河，人们就称他“黄老三。”

各人都起了个新名后，我说：“新名有了可都要记住，是哪村人在哪村住，万一有人在扫荡时被捕被俘了，就说哪村的叫啥，保你时，两下里对口才可避免敌人怀疑，事儿也可能办得顺当点。当然，我们并不希望发生这种事情。”觉得这话有理，大家也都认真应承下来。

誓约和改名后，大家便互相喊起新名来，如房东段立明的女儿，也改口呼黄河为“三叔”了，村里人们以为黄河真姓黄，见了他便呼他“黄老三”。

文章来源于风雨人生刘艺婷回忆录